成肖玉：观察 | 不属于博物馆的艺术：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

1.《大门》纽约，美国，2005  摄影：沃尔夫冈 · 沃尔兹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The Gates, Central Park, New   York City, 1979-2005，Photo: Wolfgang Volz

2.《伞》日本-美国，1991  摄影：沃尔夫冈 · 沃尔兹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The Umbrellas, Japan-USA, 1984-91，Photo: Wolfgang Volz

3.《环绕的岛屿》迈阿密，弗罗里达，美国，1983  摄影：沃尔夫冈 · 沃尔兹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Surrounded Islands, Biscayne Bay, Greater Miami, Florida, 1980-83，Photo: Wolfgang Volz

4.《漂浮的岛屿》伊赛奥湖，意大利，2016   摄影：沃尔夫冈 · 沃尔兹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The Floating Piers, Lake Iseo, Italy, 2014-16，Photo: Wolfgang Volz

5.《被包裹的海岸》悉尼，澳大利亚，1969   摄影：尚克 · 肯德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Wrapped Coast, One Million Square Feet, Little Bay, Sydney, Australia, 1968-69，Photo: Shunk-Kender

所谓“狭小”，当然是相对而言，不必是相对于“天地之大”，即便是相对于两人作品本身的巨大尺度，蓬皮杜中心也是绝无余裕。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有些怪异，那些早期作品和图版远非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艺术的真际，甚至遮蔽、消解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巨大格局，从而失去了大敞的怀抱和尺度的威仪，反倒像是在衬托蓬皮杜中心的高大宏阔。

虽有瞻仰人流相伴，我自依然怅触不已，本来不属于博物馆一隅的克氏作品，当年沸腾不再，岁月迁流于此，如天外陨星散落于野，孤单，清冷，归宿难安。

毕加索的作品或许可以静静地待在空阔的博物馆里，而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的艺术，如果脱离了人声鼎沸的现场，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于我而言，他们二人的艺术创作，除了巨大的景观式艺术本体，还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群。

《被包裹的国会大厦》柏林，德国，1995，摄影：成肖玉

记得1995年6月间，我曾往访德国柏林，现场见证了《被包裹的国会大厦》这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亲身体验了一个城市是如何因为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的艺术创造而疯狂。

这件作品被当时的媒体称为“跨世纪纪念碑”（按照他们的创作时间表，下一件作品已经属于21世纪了），也属于他们为数不多的“艺术的政治化”或“政治的艺术化”的作品。

国会大厦曾是纳粹德国的权力中心，矗立在前东、西柏林的交界线上，臭名昭著的柏林墙就在这里穿过，是一幢很有历史象征意义、同时又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建筑。

从1971一1994，在这漫长的24年里，尽管遭遇德国方面的一再拒绝和反对，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一直就这个创作计划与德国政界、柏林市政府等各层级人士周旋，期间德国已然换了4届总理，这件事情我在后文还会提到。

从6月23日至7月6日为止的15天里，耗资1400万马克的巨大艺术作品《被包裹的国会大厦》通体银灰色，用蓝色的尼龙绳密密缠绕，白天反射着阳光，夜晚辉映着月色，奇异于不可言传，仿佛在标示和平与艺术的世界终于取代了政治和军事的对抗。

夜色中的国会大厦和欢乐的人群，1995，摄影：成肖玉

我受托于创刊不久的《雕塑》杂志，前去采访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却沒想到他们似乎很厌倦采访，连大媒体都要排队。想象中的独家专访，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多亏了克里斯托的摄影师的指点，我很早就来到广场后边的一个临建的小平台，等在那儿，因为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通常会在清晨避开人山人海，在这个地方和留在广场上过夜的人们互动一下。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了，我真等到了克里斯托。

克里斯托不会德语，说英语时带着浓浓的东欧口音，舌头在嘴里乱转那种，并且语速极快，让娜-克劳德不在场，据说她英语不错。语言的隔膜如此，身边又是喧闹的人群，这次采访的质量可想而知。

在交谈中他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在他们的作品中深挖什么意义和指向，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让他们很不舒服。除了直接的视觉美感和心灵震撼之外，他们的作品中没有丝毫更深层的含义，他们只是让人们以欢愉的心态和全新的方式去看他们平时所熟悉的景观，感受一种另类而奇特的美。

我当时问他：你早期的《铁幕》就是一件非常政治化的作品。时隔多年，你选择了柏林这个政治敏感度非常高的地点，柏林墙刚倒下几年，它当年就在此穿过。国会大厦这栋纳粹德国当年的权力中心，通体弹痕累累，多年未加修复，而被你的艺术所覆盖，被和平的人群所包围，鉴于你来自“铁幕之后的东欧”这一身份，是否与你们早先的《铁幕》构成了有始有终的表述？

克里斯托没有表示出什么“共振”反应，大概由于这么多年在各种人物、事件之间的经历和坎坷，对这类问题波澜不惊，只耸耸肩，说了一些比较弯弯绕的话，我也无法全弄明白，大概的意思是：你这么看艺术，应该去写诗……

《铁幕》巴黎，法国，1962，摄影：Jean-Dominique Lajoux

Christo, Mur provisoire de tonneaux métalliques. Le Rideau de fer, rue Visconti, Paris, 27 juin 1962 (1962)，Photo:Jean-Dominique Lajoux

此前我以为他会说出很多玄妙的理念，甚至还对自己的语言理解能力有点不自信，所以他的这种“无深度”的直白，让我一时很错愕。最后他干脆对我说：“不要误导你们的读者（指《雕塑》杂志），我没什么更多的要说，自己去看吧，去拍照吧。”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当时我还是猜中了他的心结。多年之后，他和他的老朋友、纽约的艺术评论家芭芭拉·罗丝（Barbara Rose）的一次谈话，就完全敞开心怀，道出了《被包裹的国会大厦》的真正创作动机：

“……我告诉你原因。我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山区小镇。我在那个可怕的时期住在保加利亚。1956年9月，匈牙利革命爆发前夕，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探访我的亲戚。就在那时，苏联坦克占领了布达佩斯。在一片震惊和混乱之中，我从捷克斯洛伐克一路逃到了维也纳，成了一名政治难民。除了俄语和保加利亚语外，我不会说其他语言。我没有亲戚，没有钱，没有任何东西……因此，我渴望进行一个与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密切相关的项目。东西方关系唯一交集的地方是柏林。如果我出生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德国国会大厦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写给《雕塑》杂志1996年第1期的报道，曾引用过从当时的一些德国报纸上得到的数据，佐证了一场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引发的世纪狂欢：

在历时15天的展出时间里，滚滚人流从世界各地涌向柏林。柏林商业界的统计表明，这期间柏林市的客流量增加了20%—30%，旅馆业的开房率达到50%—70%，饮食业、快餐业在街道上多开设了100多个摊点，仅仅德国旅行社一家，就接待了大约350万旅游者。另外在《被包裹的国会大厦》展出期间，柏林市区各个景点的游客每天也增至10万人，警察部门更是忙得要命，安排了240多名警官分三班轮流守卫国会大厦，以防止有人“猎取”有纪念意义的布料去出售。每天都有50一60万人到德国旅游咨询处索取各种资料和旅游纪念册。

柏林市民们以他们能想得出的各种形式和办法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许多人用塑料布、报纸、卫生纸卷等把自己包裹起来走上街头，柏林市内许多商店橱窗里的商品也都被包裹了起来，家具、时装、电器……连书店橱窗里的书都被包裹了。

夜色中的国会大厦和欢乐的人群，1995，摄影：成肖玉

国会大厦前的共和国广场成了节日狂欢之地，一个野餐露营的地方，人山人海，几乎无法插足。

围绕着体积巨大的《被包裹的国会大厦》，是前来助兴的无数“蚊蝇”级别的小艺术家们。很多地摊小乐队、跳舞的、抖空竹的、变魔术的、耍猴的，卖热狗、冰淇淋的，连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也是喜气洋洋。广场上每天晚上都有三、四百人彻夜不归。

一个小乐队的演奏太精彩了，我第一次给街头演奏者扔了五个马克……大概是知音或者共鸣，从一侧路过的德国电视6台转播车忽然停住，下来一帮记者，他们听了一阵，随即支起摄像器材，打起灯光，开始录制节目。

最后一天的傍晚，气氛到达了高潮。越来越多的人从四处赶来，一群歌唱家很早就占据了正门前台阶改建的舞台，演唱着流行歌曲和音乐。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来赶制最后的报道。想到明天这件艺术品就不复存在了，似乎是难以割舍，人们不愿离去，很多人泪流满面。令人感怀至深的是，不同的乐队开始自动联合共演一曲，主题就是庆祝“德国统一”。

入夜，有人在台阶上点亮了300盏小风灯，大约是半米一盏，围成一个大圆圈。西南角楼下面的一位女士，将她带来的红、黄色透明纸放在一盏探照灯前，整个国会大厦顿时变成深深的金红色，引发一片欢呼。这位女士以她最简单的方法参与了艺术互动。

每一盏巨大的探照灯前面都挤满了跳舞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在国会大厦的包裹布上，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凌晨3点，各个角落里还在上演着一幕幕向克里斯托和让娜· 克劳德告别的小场景，似乎这个节日还没过去。而数百个中学生横七竖八地躺在睡袋里，在广场上进入梦乡。

大约到了清晨7点，广场上的人们方才散去，无数压扁的可乐罐开始反射晨曦，而负责拆除艺术品的起重机，已经在国会大厦后面露出头来。

柏林市长埃波哈德·迪普根说:“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为柏林市创造了如此精美绝伦的艺术。这是美妙的、盛大的、成功的节日，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为柏林市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柏林汇报》上有一篇以“谁都想向克里斯托表示敬意，但怎么去做呢？”为标题的文章，谈到柏林的各个党派政要们对这件艺术作品的看法。许多当初投了反对票的议员、包括投了反对票的德国总理科尔，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克里斯托的艺术行为在柏林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是真正震撼人心的艺术！

这就是我曾经亲历的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的艺术现场，一场人声鼎沸的狂欢。不难想象，如果失去了“人群”，他们的艺术或将沦为一个孤荒而古怪的施工现场。

曾经坚定谢绝博物馆和画廊的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毕生作品都与人群和欢乐相伴，他们在世界各地营造了一场又一场大众狂欢，诠释着其简单而直觉的艺术价值和社会理念。他们的艺术以完全远离人们概念中的“艺术中心”的生存方式，阐释了什么才是公共艺术精神的精髓。

《奔跑的围栏》加利福尼亚，美国，1976，摄影：让娜-克劳德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Running Fence, Sonoma and Marin Counties, California, 1972-76，Photo: Jeanne-Claude

克里斯托屡言他对博物馆或画廊中“那些长方形的东西”没有兴趣。可他过世不逾两个月，其作品就出现在鼎鼎大名的蓬皮杜中心，而且以如此一种沉寂而苍凉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对于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毕生致力于远离“艺术中心”的艺术理念来说，不啻为一种无可奈何的温柔嘲讽。

也许，所有反对系统的颠覆行为，最后都难逃被系统兼容的悖论，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也不例外，他们那些颠覆性的理念和实践，也会随着时间的侵蚀，慢慢被改写为时髦的手段和营销的滥调，变为老生常谈。

克里斯托在拟定的《马斯塔巴》项目的现场，1977，摄影：沃尔夫冈 • 沃尔兹

Christo at the proposed site of The Mastaba，March 2017

Photo: Wolfgang Volz，© 2017 Christo